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1

　　改革开放迎来新闻理论的春天，回眸走过的坎坷之路，颇有丰收在望之感。但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又有几许急切的渴望：未来应当更好，有更丰硕的成果！在我看来，丰盈而纯熟的新闻理论成果，在下个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出现，种种学术障碍急待同仁们共同去清除。

　　理论新闻学的三十年进程

　　我始终认为，今天的新闻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入成熟期。即使今天的初步成果，也经历了三十年、两代人的艰苦努力，踏涛越浪，实在来自不易。80年代初，在陆定一撰述的基础上，由王中、甘惜分两位教授的开拓，新闻理论开始形成体系和特有的风格，开启了曲折发展的第一阶段。

　　王中和甘惜分是跨越三个年代——革命年代、左祸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人生挫折使他们的学术生涯充满磨难，直到80年代才形成特定的理论阐释。王中教授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但直到2004年《王中文集》出版后才惠及许多专业读者。甘惜分教授成为80年代新闻理论的领军人物，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搭建了党报范式，构建了中国意识形态下的新闻理论学说体系。此后，在狭窄学术空间出现的60多本新闻理论著作和近千篇学术文章，把党报范式和三大板快（新闻、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工作）模式稳定下来，党报学成为当代我国新闻理论最早的蓝本。

　　今天奋战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有几十人，许多中青年学者加入探索的行列，在新出版的10多部论著中，把西方传播学知识引进党报范式，出现了理论研究的第二波生机。这些学者对“板快模式”进行了强烈反思，创建了传播学范式的新体系。

　　自90年代末到新世纪，新闻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发表的20多本综合论著、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提升了理论的抽象程度，理论范畴不断深入和扩大。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四个突出特点值得总结：一、阶级斗争和新闻工作方针高于新闻规律之上的理念，在许多论著中被纠正，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热恋西化，学者们在理论化上下功夫。二、陆续提出大量新概念，尝试对这些概念做出解释，充实了新闻理论的概念群。三、出现了新的理论框架，哲理范式与党报范式、传播学范式并存，形成三个并立学派。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了新闻报道实践，影响了新闻政策的制定，被学者最先提出的“新闻真实度”、“第一时间”、“传播力”、“整体真实”、“新闻观”、“信息透明”、“主流媒体”、“公信力”、“软实力”、“网络安全”等概念及内涵，已在业界广泛使用，也被高层的新闻管理文件所采纳。

　　一门学问一旦出现若干流派，离它成熟的时机已经不远。只准一家之言，只有一种体系，不可能导致学说的科学化，也难以形成其科学形态。任何理论都是在几种学派的争鸣、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流派被多数人赞成和追随而成为主流学派，其他流派也同时存活和苒生，是所有科学的共同发展规律。我个人预测，今后15年左右，理论新闻学的科学范式才能占据主流地位，新闻理论研究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究竟哪种理论学派属于科学范式，被绝大多数学者和业界所采纳，只能由实践和历史做出回答。

　　不容动摇的研究方向

　　新闻理论，无疑研究的是理论问题，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论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以科学论证确立新闻实践及实践方式的正确性。有志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首先须检查一下自己的论著提出了哪些理论问题，是否有严密的论证，使用的是阐释的语言还是陈述的语言。对新闻现象坚持理论概括，揭示新闻实践的本质，反映正确的规律，是今后新闻理论研究不容动摇的方向。

　　早在90年代初，针对理论著作缺乏理论的现象，陈力丹教授曾认为，“如果按照学科判定律的条件，这些书中有些内容算不得学术理论，理论研究要遵守客观、理性、实证的原则。一种理论除了要有其概念、命题、原理系统和逻辑系统外，还要有其必要的功能系统（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目前的新闻理论著作，离这样的要求尚远。”[1]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今天。现有的理论著作主要包括“新闻学概论”、“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两类。“新闻学概论”应陈述简要的新闻学知识，归纳基本观点，贯穿理论阐述，进行严密而简要的论证。以“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命名的理论著作，除集纳丰富的新闻知识，对原理做出丰满、深刻的缕析，论证的厚度也要加大，并贯穿周密的抽象与演绎过程。新闻理论论文是对单一命题的阐释，多联系现实问题或某个理论迷团论证作者的新见解，同样需要一定的理论抽象。

　　现今许多新闻理论论著缺乏理论演绎，对论点缺乏论证，逻辑支撑脆弱，但却热衷于直白地（不是论证）介绍新闻工作要求、新闻方针政策和新闻史的知识。这类不具备理论规格的论著，称为“新闻学概论”或“新闻理论”都是勉强的。正如黄旦教授所说：“只述不作，有‘理’无‘论’，在众多的文章中，除少数外，大多都是就事论事，即兴发挥，充其量不过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诠释、注解和说明。”[2]

　　最近几年，新闻学界普遍存在忽视新闻理论的倾向，有人竟提出，学习和掌握那些“臭理论”有什么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会有完全自觉的行动，说话、写文章或从事实践，难免思维混乱。就新闻理论的特殊作用而言，没有正确的新闻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新闻思维，不知如何认识和分析新闻现象，预测新闻事件的趋势。一部新闻理论著作除研究媒介及新闻本身的规律，还要“对新闻视野下的社会现象做出阐释，给记者报道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提供答案”。[3]人们常常发现，电视主持人的现场报道缺乏新闻语言，表达迟钝，说了很长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更没有深刻的见解。这是由于他们理论贫乏，缺少思维训练，不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新闻理论论著和新闻理论教学，对培养高水平的记者占有首要的地位，掌握新闻理论是做好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新闻官员只有掌握正确的新闻理论，才能制定正确的新闻政策，对媒体实施有效而科学的管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的新闻理论究竟来自何处？果断地说，正确的理论来自新闻活动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来自文件和西方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党报工作和现今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新闻理论的源头。“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唯一源头，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说得非常清楚，则被许多人忘记和抛弃了。理论新闻学坚持理论化的同时，必须坚持理论来自实践、服务实践的原则，真诚、老实、大胆地提出实践问题，以有说服力的论断回答这些问题。

　　理论化，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寻求新闻报道理性化的恰当形式，贴切地揭示新闻活动的实在性和规律性，语言力求准确、直达、简洁而清晰。如果把许多外加的东西与故弄玄虚的理解，渗入对新闻活动本质的概括，论证云山雾罩，产生理论浮肿，是在制造理论泡沫。但理论抽象高于实践，是深刻的理性逻辑系统（不是就事论事），许多人开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因为理论有一定的深奥性，需要讲解才能了解深层规律，这正是新闻教育的重要任务。科学发现很复杂，有些见解在今天没有被人们认识，在几年、几十年后可能被普遍承认，这种先知先觉在各个学科都存在。麦克卢汉学说的怪异，在50年代被称为“天书”，招致冷嘲热讽，到80年代后有些内容才被人们理解，他的观点风靡全球，在各国走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新闻理论的揭示性和预见性一旦被人们普遍掌握，就能引导媒体、记者和新闻政策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报道问题。有的学者早就提出“媒体有权在第一时间报道除国家机密外的任何突发事件”，这一同某项“规定”矛盾的观点终于改变了强硬的“新闻政策”，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6月删除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媒体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规定，体现出正确理论的伟大价值！正确的新闻理论来自实践，往往在若干年后才能被人们理解，那种来自新闻工作文件的理论，永远提不出上述论断，因为它是头脚倒置的产物，不仅无用，有时甚至成为新闻工作的麻烦。坚定地研究新闻工作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新闻研究理论化的更为重要的方向。

　　清除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

　　新闻理论研究应瞄准理论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依赖团队的传承精神，攻克理论脱离实际、缺少逻辑演绎的堡垒。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障碍。首要的是，学者应成为有学术精神和学术道德的人。有科学头脑，忠于和献身科学，不是句动听的口号，而是学术研究的严肃规则。对学术探索最大的干扰来自追求权位的动机。忠诚、正直和求是作为学者必备的品质，同虚与委蛇、钻营求生的处世哲学势不两立。迷恋后者，不可能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和揭示真理。

　　新闻理论同政治是近亲，但二者不是一回事，新闻学观点即使错误，也不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这同新闻报道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正确的新闻学观点，却能有效地指导媒体的报道，动摇记者对错误的新闻观念和报道方式的忠信。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研究者要么投入政治怀抱、按政治要求判定真理，要么回避客观规律、难以揭示和钟爱真理。不清除政治压抑学术追求的障碍，美化谬理或绕道走就成为学者的庸俗习气。“新闻学常常不区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不少所谓的学术研究其实是阐释领袖语录、图解新闻政策的理论宣传”，“新闻学患上政治附庸症”。[4]一些学者何以患上此症？主要不是外因，而是他们甘愿踏上“市侩”之路，投足放言，先看能否得到权位或明哲保身，把学术视为敲门砖。有人一生研究新闻学，总是左顾右盼，鬼头鬼脑，判测风向，这种市侩作风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见，更谈不上实践科学发展观。他们有时标榜自己有党性，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党性，把“没有科学的态度就没有党性”[5]的原则丢得一干二净。科学态度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尊重规律的态度。

　　学者必须风骨铮铮，德艺双馨，待人待物宽容豁达，对真理“执迷不误”。这样的学者可能发生错误，但他们知错改错，对同行的意见诚示尊重。有的学者眼界狭窄，心数不正，肆意散布同行的流言蜚语，甚至恫吓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一个学科的研究团队没有健康的风气，不是相互尊重和借鉴有价值的成果，这个学科不可能快速进步。

　　任何学科走向高峰都不可能由一个学者一挥而就，一个学者在某一方面、甚至在某一点有所发现，就是了不起的贡献。若干学者相互引用、继承和发展他人的创见，在学术自由和学术批评的温馨环境中，相互传承几十或上百年，才有学科的完全成熟。清除坏的学风，遏制学术败德，是推进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扫荡的障碍。

　　有些论著对有价值的创见也有引用和传承，但偷偷摸摸，不注明观点引用的出处，或东拼西凑，拿出一个大拼盘。抄袭剽窃阻隔了学者互为切磋的光明正道，销蚀了团队的互助精神，对理论丝毫没有推进，写出的大多是内容重复的论著。每当我读美国塞佛林和坦卡德写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6]一书，颇为美国学者的诚实而感动。该书使用的每个来自他人论著中的观点，都以“句后括弧注”标示出作者的名字和年份，清清楚楚，一丝不苟。一页常有三、五处，多者一页竟达12个括弧注，把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交代的十分清晰。在一本书中，引用大量他人的论点不是坏事，不应羞愧。这是种学术积累的壮举，是一种贡献与光荣，因为搜集、整理、鉴别、选择和罗列他人的观点并作出解释，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也包含创造性的因素。只有那些窃取他人论点与学术精华而不加“出处”的人，才是奇耻大辱，应有羞愧之感。学术上的不诚实，破坏了学术传承的自然过程，成为新闻理论发展的有害障碍。

　　一个诚实的理论研究者，使用特定的概念（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成为公共知识的概念），应指明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谁、在哪一部论著中提出来的，如果对它的内涵要做修正，还必须直接引介原作者的内涵，让读者加以比较。引用他人的概念和观点，必须求本溯源，确定最早的出处，不能把源流当做源头，斩断、颠倒学术脉路，除非找不到原著、原文。即使这种情况，也要指明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在注释中标明“转引”的字样。能否遵循上述学术规范，直接影响理论研究的质量，也决定理论新闻学发展路径的顺畅。学者的高尚道德与正派，汇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因为许多学科和学者的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的独辟蹊径、独特发现和全新创造是罕见的。

　　[注释]

　　[1]陈力丹：《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十年回顾》，载《新闻大学》1991年夏季号。

　　[2]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2。

　　[3]参见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转引自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与反思》10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2

　　一、新闻理论课程的地位

　　新闻理论课程是中国新闻院校的必修课和基础理论课，新闻传播学各专业必须修读。新闻理论课程始终得到各所新闻院校的重视，具有不可撼动的专业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杨保军副院长谈到，“这个课程的地位保持了60年的优良传统和新闻理论课的核心地位没有动摇过。课程的结构是基础课，所有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不管是哪个方向的，这门课都必须上。”从2014级开始，《新闻理论》课从过去的3学分调整成2学分，这个变化是因为人大所有的本科课程不再存在3学分的设置。在这之前，伴随新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里还有一门1学分的《经典阅读》课，从2014级开始《经典阅读》课不再给予学分，但是《经典阅读》课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延续到了《新闻理论》课程当中。

　　正在主讲《新闻学概论》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夏倩芳教授同样肯定了新闻理论课的课程地位，她谈到，新闻理论课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之初就已由吴高福老师开设，并出版了教材《新闻学基本原理》。现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有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读《新闻学概论》这门新闻理论课程，在这门课程中了解理论的渊源和概念的辨析。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樊亚平教授认为，在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新闻理论课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史是最重要的课程内容，必须由最有能力的老师来教授。新闻理论课程重在思维和理念的培养，动手要靠脑子和理念来指挥和支配，新闻理论课程能够从综合素质方面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广告学专业的同学外，其他同学都必须修读《新闻学概论》，（2014年之前的课程名称为《新闻理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概论》的任课教师王臻认为：《新闻学概论》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地位很高，理论类似于指挥棒，实践和理论在互相产生作用的时候，理论虽然是抽象的，但是时时刻刻在和业务发生联系，在指导业务。

　　二、各校新闻理论课程的共性

　　新闻理论课程作为中国新闻院校的必修课和基础理论课，具有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已经成为各所新闻院校的共识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三所高校的新闻理论课程也有一些校际间的共性。

　　（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和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的课程教学目标是“通过《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在新时代的平台上，比较系统地掌握新闻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能够充分地了解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及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能够确立合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成为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合格的实际从业者或研究者打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夏倩芳教授的《新闻学概论》中的重点参考书目是陈力丹教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中的重点参考书目有童兵教授的著作《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卷》和陈力丹教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概论》。

　　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樊亚平教授在所讲授的新闻理论课程中大多数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介绍我们党发展历史上的新闻，进入学术语境以理服人，从学术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诸所院校无论是从课程的教学目标、指定阅读书目与文献，还是教学内容的设计和课程教学的理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与灵魂。

　　（二）以基本原理为经、中外史实为纬，史论结合、中西兼顾

　　通过对以上三所新闻院校新闻理论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的调研，总结出各所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都是以基本原理为经，以中外史实为纬，史论结合、中西兼顾的方式传授新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围绕“新闻是什么”而构成的新闻本体论；围绕“新闻业是什么”而构成的新闻业态论；围绕“新闻关系是什么”而构成的新闻关系论以及关于新闻传播内在灵魂的新闻精神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夏倩芳教授在《新闻学概论》课上主要采用史论结合的授课方式，她提到，理论课撇开语境和史实是没办法讲清楚的。讲新闻史的老师也是以史带论，但是与新闻理论课的以史带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性的。夏教授认为，“在讲概念的时候，要呈现这个概念的过程，就必然要涉及史。例如，我要讲一下中国新闻观和西方新闻观之间的关系，就要讲到新闻观的来源，这个时候就需要以史料资料来讲，比如说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哪些做了国民党的高官，民国时期的名报人、宣传机构高管的海外背景是哪里来的，以此来解释现在所看到的新闻概念、新闻观的理论来源。”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樊亚平教授和王臻老师都使用大量的中外史实案例帮助学生分析新闻理论，将新闻理论放置于历史史实的背景中进行串联和勾勒。樊亚平教授的新闻理论课程注重史论结合，追根溯源地阐述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后期的流变。王臻老师同时兼任《中国新闻事业史》和《新闻学概论》两门课程，在第二学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上，她也会强调在下学期的《新闻学概论》课上，同样还会继续讲到一些史实内容，并赋予这些史实以新的意义。她认同论从史出，不同的历史、报业环境、经济环境制造出不同的新闻理论。关于中国或西方的新闻理论，只要讲清楚背景，就自然有明显效果。

　　（三）批判地借鉴西方新闻学的理论精髓

　　各所高校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授课内容中皆是采用中西兼备的方式介绍和分析新闻学理论，在涉及讲述西方新闻学的理论时，也都是采取了批判地借鉴的视角，介绍西方新闻学理论的来源与精髓，西方新闻学所面临的现实性与困境，阐述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一理论方面的建树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杨保军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存在以西方为主的方向，在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上，教师的讲课风格可以多样化，但是教研团队有一致的核心提纲，新闻传播原则、价值、自由这些基本的理论都会涉及，但是方向是批判地借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夏倩芳教授会用4个课时讲授新闻真实，讲新闻里面判断真实的几个特点，用大量的案例来讲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讲大议题的归因真实和一个事件报道的归因真实，讲细节真实和过程真实，讨论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以及本质真实，也会讲到关于真实的争议。夏教授的《新闻理论》课程提醒同学们去看关于新闻真实的章节，在看书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中国整体的新闻传播的进步在哪里，以及西方关于新闻真实的一些困扰与争论。让同学们了解，在西方也有对于这个认识的困境和局限性。提到李普曼所说的新闻不能真实，新闻是碎片的。关于新闻真实，中国人的争议和误区放到世界上也是争议和误区。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樊亚平教授强调真实对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新闻既要具体的事实真实，又要注意宏观的真实。在新闻理论课程上既介绍西方对新闻真实性的内涵的认识，又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真实性的理解。在新闻课程里既介绍西方对客观性的认识，也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阐述客观性与倾向性。讲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基本理论时，认为西方新闻理论对客观性的强调比重太大，所以对于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应该持有一种批判地借鉴的态度。王臻老师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照搬。对外国新闻理论同样也需要批判性地加以介绍和借鉴。

　　（四）肯定新闻自由是有法制限制，受资本制约，受经济和科学技术影响，受职业道德内化力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杨保军教授在《论意识论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一文中谈到，“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活动，新闻活动在总体上必然受到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规范和约束。这正是新闻传播现象在客观上形成不同历史时代的根本原因，也是新闻传播表现为诸多不同样式、形态的根本原因，也是新闻认识在不同时空功能作用发挥有所差别的重要原因。新闻认识的目的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新闻认识不是为了新闻自身，而是为了新闻认识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生活。”[1]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夏倩芳教授在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新闻自由与控制这一章节中，主要谈及法的控制和伦理限制，抽象地讲到政治与经济的控制。通过新闻自由的理论变迁讲授新闻自由与限制，首先从理论上把它落实到哲学层面，之后再落到法的层面和伦理的制约层面。通过案例阐述从哲学层面落到实践层面的界限，以及法规和伦理的界限。在法的层面指导学生阅读重要的国际公约、国际性的文件、国际性的通用条款和中国的法律条款。有关法制道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专门开设了一门课程――《伦理与法规》。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樊亚平教授在新闻理论课程的业务原则部分会讲到自由与责任原则。他认为不能片面地强调自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恰当地阐述了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阐述新闻道德与法律原则，在新闻道德里强调为人民服务，阐述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新闻观。关于自由的限制，会涉及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的关系，阐述经济集团的控制，采访过程中外在的条件限制，党派的或者政府的控制，受众对新闻自由的批评，职业道德内化力的驱动，以及提到技术手段对新闻自由的影响。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臻老师通过教学过程中总结的数据发现，让没有接触过新闻专业课的学生自由选择话题，很多学生喜欢谈新闻自由，但是每个学生对于自由这个概念的把握都不准确。近年来，王臻老师意识到，学生获取信息的自主性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不断增强，对于问题的关注更加积极，想法非常多元。使用新媒体较多的学生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相对倾向于西化。王臻老师在《新闻学概论》课程里，通过大量的案例阐述了关于新闻自由这个起源于西方的新闻学理论，以及不同阶级对于自由的不同诉求。

　　三、新闻理论课各校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各所新闻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既有关于课程设置、理论阐述、授课方法的相似性，又在这种相似性中生发出各自不同的个性与特点。

　　（一）主讲团队

　　三所新闻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的主讲团队在成员人数和配备结构上略有不同。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的负责人是杨保军教授，郑保卫、陈力丹两位教授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教学经验，杨保军教授讲授新闻理论课程已经十几年，周俊（院聘副教授）和王俊副教授讲授该课程也有五年多的时间。《新闻理论》课的教学团队结构一直把握得比较好，始终有经验丰富、学术资深、年富力强、学术素养深厚的教授不断栽培新生力量，始终保持人大新闻理论课的稳固性。随着老教授的退休，新闻理论课程会考虑以返聘老教授和培养年轻新教师相结合的方式，始终保持新闻理论课程的稳固性与梯队效应，为《新闻理论》课程的小班授课提供支持和保障。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新闻学概论》目前仅有夏倩芳教授一人讲授。新闻理论课程的课程组成员有吴高福教授、李卓钧教授、秦志希教授和单波教授，除单波教授更改所授课程之外，其他几位教授都已经退休。夏倩芳教授自2007年开始讲授《新闻学概论》课程至今。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新闻学概论》的教学团队成员有樊亚平教授、王臻老师和郭翠玲老师。兰州大学自2002-2003年教学评估起，就实行一课三人和一人三课的政策，也就是一门课程的教学团队要有三位授课教师，每位教师都需要开设三门课程。《新闻学概论》课程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团队在授课时对内容设置和章节的安排上大致相同。

　　（二）核心教材

　　各所高校新闻专业新闻理论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参考书目有相同的选择，但是却在更多的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筛选和推荐。

　　（三）联系实际情况

　　各所新闻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都重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以及新闻史实的关系，目标是引导学生能够从理论出发阐述新闻实践。对于一年级的史论课程，各所学校也都规定用闭卷考试的方式来完成对学生的考核。不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各所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和涉及理论联系实践内容的课堂时间分配方面也略有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为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的总和，平时成绩由课程作业（30%）和课堂表现（10%）构成，占总评成绩的40%，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60%。在杨保军教授的课堂上，平时成绩的判定严格来说有三种依据，其中一种是以新闻点评的方式来呈现，每次课程设置15-20分钟的时间，学生选取最近一周的最新新闻用来评点。如果是小班授课，还会在课程作业中加入研究型报告的任务。一般3人一组，把学生分成5至6个组，定下研究课题后每次课程都会跟进这个研究报告的进展，直到学生拟好提纲，分配任务，最后交出作业。自从《经典阅读》课程并入到《新闻理论》课以来，读书报告成了《新闻理论》课平时成绩的一个内容。陈力丹教授的课会从电视、广播、报纸等渠道收集大量的问题给学生，让学生撰写小作业，陈教授批改后，其中不乏优秀的论文甚至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概论》课程由夏倩芳教授开设，夏教授鼓励学生平时多看书、多思考，故此在平时成绩中有三次案例分析作业，占据总评成绩的45%至50%。期末考试则以基础概念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概论》课程也是以闭卷的方式考核学生对新闻理论知识点的掌握，期末闭卷考试占总评成绩的80%，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20%。

　　（四）有无先修课规定

　　新闻理论课程在各新闻院校的课时、学分、所在学期都有各校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课程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概论》课程都在第一学期开设，并无先修专业课程的规定。人大的《新闻理论》和《经典阅读》课程无论是作为不同的学分课程，还是目前《新闻理论》课程里包含着《经典阅读》的内容，都要求学生在期末的时候交一份读书报告。可以说，课外阅读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新闻理论》课的“先修内容”。

　　自2014年起，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概论》从第三学期前移到第二学期，作为前置课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和《西方新闻事业史》这两门课程分别从第二学期前移到第一学期。

　　四、学生对新闻理论课评价、意见和建议

　　学生对新闻理论课的评价通过评教系统、课堂和课后的反馈等方式表达和体现出来。

　　（一）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对《新闻理论》课程的评价效果非常好，任课老师非常有责任心，王斌老师被评为全校十大模范班主任。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性，使得这门课的受欢迎程度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整体团队教师所获得的评教分数也非常喜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概论》虽然也是开设在第一学期，却是这个学期里同学们接触到的唯一一门专业课，所以同学们都怀着积极和热情的学习态度，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指定参考书目，完成课程作业。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在评教系统上打给新闻理论课程的分数是很高的，尤其是参与实习的高年级同学反馈，觉得新闻理论课程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意见

　　新闻理论课的内容需要用史论结合的方式讲授，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需要了解理论发生与延展的脉络。故此，绕不开对大量原著、相关文献的阅读与思考。刚进入大学不久的部分学生对于大量的阅读任务有畏难情绪。对购买或复制参考资料存在经济上的意见。

　　（三）建议

　　新闻理论课的内容含量很大，需要一定的时间做脉络的梳理与讲授，又需要时间与学生互动，获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反馈信息。而新闻理论课程往往开设在第一学期，有些学校还会被军训占用一些课时，在有限的课时和缺少前置知识点信息的情况下，学生既希望课程讲授的进度能慢一些，也希望课程作业的准备时间更充分一些。

　　五、调研后的结论

　　（一）新闻理论课在新闻院校中的地位

　　新闻理论课程在各所新闻院校的地位是专业必修基础课，是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知识的积累，也是学生初次系统地了解和把握各种理论学说的缘起以及相互关系的一门重要课程。对于新闻院校学生价值观念的引导与养成、学术研究的理论素养的启蒙、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培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学科地位。

　　（二）新闻理论课的作用

　　新闻理论课对于新闻院系的学生来说具有系统的学科知识建构的作用，具有准确地处理各种概念和观点的辨析意义，对于学生认识和掌握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方法具有指导作用，对于新闻院校的学科建设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理论环节。

　　（三）新闻理论课的不足

　　新闻理论课作为高校新闻学科教育的重要一环，在课程设置中所分配到的学时数量有限。对于刚刚接触新闻传播学科的大学生来说，前置知识明显不足，在考试强调以闭卷的形式考核知识点的情况和背景下，容易造成学生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知识点的背诵，却对理论知识在实际情况的运用方面造成脱节。

　　（四）建议

　　1.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

　　建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一门课程独立开设，并成为《新闻理论》课程的前置内容。该课程在为学生打下良好的理论学习与研究基础的同时，也可有效避免学生在专业背景尚未清楚的情况下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2.先修课之必要

　　目前各所新闻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基本都在第一学年完成，绝大多数安排在第一学期进行。对于刚刚踏入新闻传播学科门槛的本科生来说，对传播理论的大量与快速接触很容易产生消化不良的情况，仅靠新闻理论课程通过课外阅读和课程互动的内部协调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新闻理论课程之前确有先修课程之必要。新闻史、新闻采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都可以成为新闻理论前置课程的可选项。新闻史可以通过论从史出的角度为新闻理论课程提供史实的前提，新闻采写可以让学生在新闻理论课上更容易体会到新闻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能帮助解决学生在信息杂乱的新媒体时代的茫然，增强学生对价值观判断的辨识能力。

　　3.如何联系实际

　　新闻理论课程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堂汇报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是新闻理论和当下的媒介、新闻媒体、技术变革与资本运作尚存在着脱节的现象，理论虽然指导实践，但是目前的新闻理论在面对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方面，要更多地与现实和实践发生关联。在课堂讨论和课堂汇报的教学手段之外，还可以邀请业界的专家、优秀的记者和编辑来为正在开设新闻理论课程的本科生作报告，邀请国外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为本科生作报告，让学生在修读新闻理论课程的阶段有机会到媒体或新闻现场去讨论性地参观，组织正在修读新闻理论课程的学生去旁听与新闻理论相关的研讨会，这些都可以为学生拓宽视野、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供机会。

　　4.团队成员的资质要求

　　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团队成员由资深教授领衔、经验丰富的中年骨干教授和踏实能干的青年教师组成，授课老师既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清晰的理论脉络，又要有参与实践的经验和热情；既要对经典新闻理论成果有深入的研究，又要对新媒介、新环境的媒介和理论发展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唯有这样的团队成员资质才能应对今天飞速发展的传媒业，应对网络传播多元化对学生的影响。

　　5.西方新闻学进入的内容

　　对西方新闻学要有一分为二的认识，要注意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区别，一些西方新闻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同时，关于西方新闻学内容在新闻理论课堂的阐述，不仅仅局限于作为部分理论追根溯源的脉络介绍，既可以邀请外国留学生就新闻、广播、电影等内容开设讲座、与学生座谈，还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针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对比中外新闻报道路径的不同，比较出哪些部分处理得好，哪些部分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6.开展院院间交流、合作与共享

　　各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在大方向上是趋同发展的态势，但是不同的院系间还有各自的个性与特点，调研的过程中，很多授课老师都很关注其他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期待与其他院校的新闻理论课程授课教师的合作与交流。不同学院新闻理论课授课教师间的专业交流、案例共享、合作研究，将使封闭的小规模教学团队在相同研究范式的情况下，拓展成更大范围的学术共同体，这对于新闻理论课程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学科特质；新闻学核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高潮。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一直以来，对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一种复杂化的倾向和对传播学的盲目崇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这未免走入了误区。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得传统新闻学中呈零散经验状态的研究在结构性思维的统摄下聚合成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体系，具备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知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新闻学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的框架可以直接成为新闻学的框架，传播学的结构性思维特征只能潜隐地渗透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传播学的存在，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才被更集中地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学科特质最终体现在“新闻学核心”的理论建构中。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4

　　编者按：上海大学新闻研究中心主要以新闻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舆论监督、新闻体制改革及新媒体发展变革等为研究方向。多年来，中心秉承理性、科学的研究理念，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使得中心团队成员在理论素养、专业素养、知识素养、文化素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担任中心主任的是多年热衷于新闻传播研究的郝雨教授，近几年，郝教授集中于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同时不断将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从中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探寻新的传播规律。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郝雨主任，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作为现代文化学者，所独具的现世文化担当与特有的人文情怀。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郝教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原来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后来转为新闻传播研究，请您谈谈如何实现了这一过渡转型？

　　郝雨：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是的，我原本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也从事过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我大学毕业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后来，研究方向转到新闻传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国内的传学发展兴盛期，我没能亲历和参与这一最活跃阶段。但是，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无论是早期的现当代文学还是后来的新闻传播，都有其互融共通之处，在我出版的第三本专著《告别世纪》里，相关文学研究部分就采用了大量诸如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的西方批评方法。另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借鉴和应用。所以，我从文学研究转到新闻研究领域，虽然算是半路出家，但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

　　记者：请您谈谈您完成学科转型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转入传播学理论思想研究的知识迁移过程。

　　郝雨：其实我转入传播学研究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起初，我是想把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入现当代文学研究，来借鉴应用的。我发现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态现象、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很是奏效。于是，我开始了一个系列化的研究，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高潮的这十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在我早期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中，采用了一些传播学理论，来深入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高潮和影响。研究了陈独秀、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一代文化先驱，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开辟以及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研究方法的影响等。此部专著还获得了上海市图书展前二十名的最佳图书入围奖。

　　记者：早在2001年，您完全转入新闻理论教学。请您谈谈这个时期您所从事的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过程。

　　郝雨：从2001年起，转入新闻理论教学，就开始了对新闻理论全面的了解与研究。研究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的理论教材，包括我国80年代最早的甘惜分版人大内部教材等大量基础教材、文献，以及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于2003年正式出版自己的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但就现在看来，其基本的体系框架还是脉承了李良荣、童兵、邵培仁、黄旦等的教材内容，只是稍微做了思路编排的调整与改造。当然，这个教材编写的过程十分重要，尽量广泛地收集和研究先行著作的特点、优点，并且在书中一一如实地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本书虽然写得很匆忙很粗糙，当时还是得到了童兵教授的肯定与支持，他为我写了书的序言：《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不仅对于我国整个新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从中认识到了国内专业教材出版的各种窘况，照搬陈旧，缺乏独立创新，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及互联网、新媒体产生与发展，伴随新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日益显现了教材理论与时代的脱节，我越来越意识到，应及时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禁锢，开始尝试用新体例来重新编写教材。因此，出了这本书，并在几轮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使用过后，我又开始着手一部更加具有探索性的教材编写。

　　记者：请您就《新闻学引论》等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分别从结构创新和内容创新两方面做一阐述。

　　郝雨：好的。我这本教材的重新编写，根据当时理论研究现状，首先将编写体例进行结构创新，划分为四个版块，更有利于实践教学中师生对其脉络的整体把握和理论体系的完整呈现。第一个版块是“新闻本体论”，阐述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它的本体构成，以及其核心与本质；第二个是“价值功能论”，深度挖掘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功能；第三个是“传播活动论”，新闻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传播活动，认真找出其内在的规律；第四个是“媒介生态论”，研究新媒体时代、全球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媒介环境乃至整体生态发生的重大变化，新闻如何适应与发展。当然，我觉得对教材的重新编写，更重要的是对具体观点概念的解释，尤其是对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都必须有一些出新的探索。比方说新闻价值的概念问题，以往的研究一直是争议不断，本书则从两个所指的内涵入手，来进行全新解读。我首先把新闻价值的两种含义界定为尺度性价值标准和功能性价值标准，而独辟蹊径地提出将尺度性新闻价值要素为如下5点：关注性、关情性、关利性、关智性和关趣性。关注性是指新闻事实是受众比较关注的；关情性是指和受众的情绪情感关联度较强的；而后的三个同理，亦是强调突出受众中心地位的价值要素。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根据市场化和新媒体的现实环境，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较大调整。

　　记者：请您谈谈，2005年以来，您是如何探索得出“世界图景”这一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以及您所致力于的传播学本土理论体系的“中国原创性”研究。

　　郝雨：2005年以来，随着我在本专业研究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越来越意识到，任何理论都必须上升到哲学化高度，才能真正达到学科的成熟和体系的完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国的新闻理论建设，必须向哲学化的高度和境界提升。我当时查阅和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努力寻找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当然，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需要有许多路径和方法，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多种探索。而其根本原则是，要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都要是完全创新的。首先，寻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就应该是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作为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概念是什么，能否统领、支撑起新闻理论哲学化的整个理论框架。我通过反复研究，根据李普曼的世界图像说，提出了“世界图景”这样一个具有哲学范畴意义的概念，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新闻学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于是，在《当代传播》刊发了《“世界图景”——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文，将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整体地把握与系统地研究，力图由此而延伸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努力将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推向哲学化的高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人与世界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和最为根本的关系。而说来说去，现代人所看到的或者感觉到的与认识到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媒介所展示和重现给人们的。而在人对于媒介的依赖中，新闻是最主要的媒介形式和通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从李普曼到霍尔的“世界图像”说也就为我们从哲学层次上研究新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点和总体思路。这样一个基本构想，未来将会作为一个重大工程去逐步完成。但就目前而言，我研究的侧重点还是传播学原创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内传学西学东渐的三十年中，“中国化”一直是最为强烈的呼声，然而，至今也并不曾有过真正的创立或是落实。整个的概念结构、理论体系，依然是西学中心。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化”这个提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以我之见，提倡“中国化”，不如强调“原创性”。就是说，我们的本土原创意识应进一步加强，逐步摆脱西方中心，摆脱单纯地吸收和改造，充分利用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传播实际，建立一套或几套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体系。

　　记者：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原创意识怎样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并生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创新理论体系？

　　郝雨：传播学体系的原创，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如何原创，如果是一定要完整地综合性的体系原创，则难度巨大，且无从下手。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西方传播学派的经验。比如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和政治经济学派等等，他们都各成门派。而他们又都是在某一种思想视角或批评方法上独树一帜，而且都是批评学派。故而，我认为中国传学体系，是否也可从建构批评体系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我就想尝试，开创建设一套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当然，理论体系的创立，不能单靠主观臆想。我之所以相信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而且能够建设一种甚至更多的媒介批评体系，首先就是由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有深厚的原创文化土壤，滋养出了博大而厚重的中国智慧。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完全基于中国文化的媒介批评体系，并申报成功了目前在研的教育部课题《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了先期成果若干篇，在各杂志发表，其中《中国媒介批评的原始雏形及历史渊源》，已被《新华文摘》转载。

　　记者：能谈一谈这个原创性批评学体系项目的整体框架吗？这个项目目前的进展如何？

　　郝雨：在媒介体制上，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体制结构；在文化构成上，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因而，中国的媒介批评，也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根据这样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在这方面的研究，着重以下几方面：（一）要探索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学体系，而这体系的理论核心，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我们高扬“人”的旗帜，在抵抗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化和精神腐化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在媒介批评的特色和风格上，特别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人文精神内核，作为媒介批评体系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建设的灵魂，并从我们的经典文化中寻找媒介批评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创造一套真正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体系。

　　其实，我对于传播学原创体系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凭空臆想，空穴来风。在之前的十几年研究中，我一直很在意从基本概念的原创。我的一些论文中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人的新闻”、“类虚假新闻”、“世界图景”、“媒介延伸与媒介功能延伸”、“新闻价值观”等等。这样的一种原创意识对于我们的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我本人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原创力，但是很希望能呼唤起更多的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不断提升原创意识，增强原创精神。

　　记者：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您还在矢志研究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等，主持了“人文精神再讨论”，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请您就此做个权威性的解读。

　　郝雨：由于跨学科的学术背景，我在理论视野上会更开阔一些，近年来，在我的一些文章当中，我已谈到新闻传播对于人的价值的关注，如何做到以人为本，2009年，我的获奖论文《论人的新闻》，就是对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全面阐述。2012年以来，我又和《文学报》等联合，连续主持全国性的关于“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的主题征文及学术研讨。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新闻评论实施好处信息阅读提高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80022

　　初中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初中生普遍存在着知识面狭窄，看问题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等弱点。因此语文教学不能只局限于对教科书知识的单一性传授，更应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心民生，而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在这方面有着独到的作用。评论的过程是一个富有个性化的过程。面对问题，既要引导学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敢于展示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看法，又要指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问题的正确答案，形成正确剖析生活现象的能力。

　　一、语文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的具体实施

　　1.选取最有价值的新闻

　　上课之前，我会把前一天及当天从电视和报刊上浏览的所有国际、国内重大新闻梳理一遍，然后选取最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播报，如果能和当天所授的语文课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更好了。

　　2.我来播报新闻，学生们来评论

　　每天的课前三分钟由我用简洁的语言对所选取的新闻事件进行概括性讲述。所述内容要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一定要实事求是，时间大概为一分钟左右。新闻播报完后由学生们对新闻事实加以评论，或对事件本身直接发表看法，或揭示事实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学生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同思想，时间大概为两分钟左右。

　　3.学生评论完后，教师及时进行点评

　　教师的点评主要是对学生评论的内容、思想、创新等方面进行。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优缺点，为下一次的新闻评论指明方向。初中生在新闻评论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多如下：要么只重引述新闻事实不谈观点，要么就只发议论不谈事件，比较片面；点评缺乏自己的看法，喜欢在新闻事件中选取个别语句评论；评论分析时只从单一角度出发，不会多角度分析问题；部分评论带有强烈的感彩，甚至有点偏激等等。教师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在点评时进一步规范学生的评论，逐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教师在点评时不能一味地指出错误，而要做到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多给学生肯定和鼓励。这样学生就知道自己评论中存在的不足，知道努力改进的方向，从而提高参与新闻评论活动的兴趣。

　　二、语文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的好处

　　1.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有助于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提高

　　在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刚开始实施时，学生们只是对这种方式有一些好奇，课堂上也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应付，随便评论两句，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坚持一段时间后，学生们对老师所选择的各方面新闻越来越感兴趣，评论时也越来越有思想，越来越有深度，讨论也越来越激烈，甚至不同观点的学生也会唇枪舌剑一番。虽然每节课课前三分钟只会播报和评论一两条新闻，但收到的成效却很大。这种做法既培养了学生们关注社会的习惯，大大提高了学生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们的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

　　2.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有助于学生阅读量、阅读面的扩大

　　新闻评论实施半学期时，学生们在课外和放学后都会迫不及待的翻看杂志及当日的报纸，比如《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新闻周刊》等。这些报纸杂志信息含量大，形式多样，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他们的思路，让学生能受到思想上的熏陶。有的栏目还开辟有社会热点问题探讨，可以激发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生活的情趣。更令人兴奋的是，许多学生自己主动用零花钱购买并阅读《读者》等刊物，准时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通过每天阅读各类报刊或收看新闻联播上的新闻，学生的阅读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一改过去阅读量以教材中的课文为主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学生的阅读面也得到了拓展，他们不仅学习课本中的知识，还从新闻中了解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其他方面的知识。新闻以它所独具的时代性、及时性等特点，使学生自然地接近生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

　　3.课前三分钟新闻评论有助于学生爱国意识的提高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6

　　随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了体育强国，体育健儿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体育运动事业的热情，使得新闻媒体更加关注我国体育发展和体育赛事的新闻报道。近年来我国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然而目前我国体育新闻课程教材编写严重滞后，导致体育新闻专著和教材稀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体育新闻也是近年来高校新兴的一门学科，体育新闻报道对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及其体育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此，由张英撰写的《体育新闻报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一书，为研究体育新闻报道对高校体育教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该教材从提高体育新闻写作能力出发，力求根据新闻采访和写作要求，在新闻写作基础上注重体育新闻的特点，并结合体育运动和比赛的特点，阐述了体育新闻报道如何做好采访与写作工作，论述了广播与电视转播体育比赛的解说问题。该著作在体例上突破了新闻写作格式，阐述了体育新闻报道的规律。作者以大量新鲜的体育新闻实例分析，详细论述了体育赛事新闻报道的方式方法。而对于非赛事的报道，作者又采用了报纸和网络上的例文，阐述了宽泛的体育新闻报道领域，论述了“大体育”概念的传播。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体育新闻写作的著作，可供高校体育新闻教育专业师生使用。

　　本书共分为六大编十一章。第一章详细阐述了体育新的概念与性质、特点与分类、意义和现代体育的诞生，以及当前我国体育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势。该章针对体育新闻概念阐述了其定义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阐述了体育新闻具有时效性、娱乐性与情感性等特征。第二章主要阐述了赛前报道、专访、预测消息、动态消息、预报消息和赛前花絮性报道等内容。第三章介绍了赛后报道、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和赛事报道知识必备等。第四章重点阐述了群众体育和娱乐体育新闻报道。第五章阐述了体育法制新闻报道的内容与原则。第六章概述了体育文化与体育文化新闻报道例文分析。第七章论述了从纯体育视角转向经济视角的体育新闻报道、在体育现象与经济现象交叉点上找新闻、借助经济文化传播新的体育发展规律等问题。第八章论述了广播电台的体育新闻报道，具体阐述了广播体育新闻报道的优势与劣势、主要类型和应注意的几点原则。最后三章分别论述了电视体育新闻报道的特点与类型、网络体育新闻报道的对策、网络媒体传播的特点、网络体育新闻写作、体育记者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素质。作为体育新闻记者要了解新闻采访的性质、特点和作用，提高体育新闻写作中的语言表达能力，掌握体育新闻的结构，了解和掌握新闻评论的任务与特点、分类与选题、立论与论证；了解体育评论的目的和任务、选题和立论、写作与体育解说、体育评论和新闻评论的异同等。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体育新闻成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提高体育锻炼热情、促进体育运动形式多元化发展与传播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还为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起到引导作用。体育新闻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体育热情，拓展他们的体育知识，增强他们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体育新闻在文化层次上的独特性，它可以塑造大学校园的体育氛围，指引大学生体育行为，弘扬体育精神和爱国精神，培养体育道德，促进大学体育教育的健康发展。体育新闻不仅能够提高大学生的体育活动热情，还能促进他们良好的人格形成，增强大学生之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互爱意识。由于体育新闻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体育新闻对体育赛事的精彩报道，还能激发大学生对体育运动项目的热爱和对体育健儿的崇拜，从而弘扬爱国精神。体育新闻对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体育新闻和体育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体育新闻推动着体育文化和谐健康地发展。因此，要采取一些体育新闻传播管理措施：要做到正面与负面报道、大众与竞技体育和谐统一；不断提升体育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统一体育新闻传播中的自律规范等。总之，《体育新闻报道》利用一些详实具体的报道事例直观地向读者阐述了所要表达的观点，这些具体的体育新闻报道都具有一定的深度，报道的方式和写作手法也是比较独特新颖的，著作中涉及很多实用的资料和问题，可为大学生和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陈浩/硕士研究生，重庆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7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经常听到、看到、耳熟能详的，除了研究方法、传统西方传播学理论、学派名称之外，就是一些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领域”、“场域”、“社会资本”、“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专业主义”、“符号”等。与此同时，由我们自己传播学者创造发展的土概念也逐渐开始进入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闻的“双重属性”、媒介的“三角关系”、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编辑部的“象征资源”、“双重意识形态”、“权力寻租”、新闻发展的“拐点”、媒介“集团化”“招安”、“擦边球”等。跟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 [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 （Morgan &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 ，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修正，甚至推翻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擦边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擦边球的特殊利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注释]

　　[1] 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 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8

　　近年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新媒体上获取信息。新媒体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点，是传媒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因此，加强新媒体的研究和教学对推进新闻传播学学科进步、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乃至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外新媒体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定位、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建设、学习环境的改善等几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总结，试图找到适合《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优秀方案，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提供现实指导。

　　一、《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定位

　　（一）课程教学目的及要求

　　《新媒体概论》是因新媒体新闻传播事业的勃然兴起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新媒体概论》主要研究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在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专业主干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新媒体的基本概念，把握各种新媒体的传播现状、效果和发展趋势，掌握各种新媒体的技术特征、信息流程以及盈利模式。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在实践中理解、掌握、深化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因此本课程除了进行理论课的教学之外，还有实践教学环节。为《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后续相关课程打好基础，为将来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中工作奠定基础。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增强学习兴趣、改善教学环境、促进学科发展为指导思想和根本出发点。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基础之上，加强课程内容建设，争取把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成为广东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具体内容

　　为了全面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主要从教师队伍、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学习环境等方面展开。

　　（一）教师队伍建设。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应该由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色鲜明、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主持建设，教学团队应结构合理。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队伍由5人组成，其中教授2名，高级记者1名，副教授1名，讲师1名，学历均在硕士以上，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且都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的一线专业教师，是一支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学团队。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惠州学院制订了课程团队发展规划、青年教师结对培养计划、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等，优化了课程团队。

　　1.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才，优化教学团队。惠州学院建立高级人才引进机制。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引进一名具有硕士学位的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近十多年从事新媒体与网络新闻学教学与科研。担任《新媒体概论》、《传播学》、《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教学，主持2013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研究》。还引进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担任课程第一主讲，该主讲教师担任省级精品课程《传播学》的负责人，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网络非理性舆论的社会风险研究》，对新媒体课程教学有丰富的经验。

　　2.促进青年教师博士化。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名主讲教师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选修了与《新媒体概论》密切相关的课程。该主讲教师2011年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与治理研究》等都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通过教学结合、教研结合，深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3.鼓励教师参加学习交流和学术考察。课程主讲教师先后参加过中国新闻传播学年会、中国网络传播年会等学术会议，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趋势，与新媒体、网络新闻学等课程教师探讨交流教学经验。教学团队反复研究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媒体与网络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完善《新媒体概论》课程体系设置。

　　（二）教学内容建设

　　1.更新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惠州学院通过对国内外院校相关课程的比较分析，结合本校的教学情况，按照整体优化课程体系、有利于学习者能力培养的原则，增设了一系列增强学习者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教学环节。改革前的课程总学时为36学时，没有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后增加了12个实践教学学时，总学时为42学时（见表1）。

　　2.调整优化课程内容，保证教学效果。关注最前沿的新媒体动态，使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保证学习者能及时获得最新、最有用的新媒体知识和技能，是《新媒体概论》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首先，惠州学院调整了教学大纲，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视频网站”、“社会化媒体”、“手机之外的移动信息传播”等内容。其次，主讲教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把新媒体发展最新成果及行业发展动态与趋势，整理、归纳、整合为教学资源，提高课程的科学性。通过改革，《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内容具有清晰的逻辑性、系统性，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知识点和信息量，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深受学习者欢迎。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1.“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本课程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教学方法已从最早的老师单向授课模式，变为教师授课、学习者讨论、个人和小组报告、师生互动、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模式，成功地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 习者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理念。

　　2.“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模式，强化实践能力。《新媒体概论》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引入“案例工作坊”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是以主讲人为核心，15名左右的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结合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主讲教师把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各种新媒体实际应用范例结合起来，让学习者围绕某个话题、案例进行讨论或实践操作，引导学习者对问题实质进行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与动手能力。由于该教学模式强调面对面交流、参与者的互动学习以及实践操作，所以，学习者可以获得更多通过普通讲课无法获得的思考和成长体验，可以把课堂上的体验内化成专业素养和行为态度。课程组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大部分学习者在“案例工作坊”教学过程中积极性很高，并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效果。在教学中积极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发完善了多种网络资源和PowerPoint的演示教材，充分利用教学互动平台进行师生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新媒体概论》课程利用魔灯教学平台，建立了具有多媒体特性的网络课堂，开展网络教学。利用魔灯教学平台提供的论坛、测验、资源、投票、问卷调查、作业、聊天室、Blog和Wiki等丰富的课程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开展在线自主学习、在线作业、在线答疑、在线自测/考试、在线实时交流等教学活动。使教学理念从传统的教案设计向课程设计转型，内容设计向“资源+活动”设计转型，教学方法从传统的传授型向传授型、研究型、社区型相结合的多样化的教与学方式转型。比如主讲教师和学习者可以通过新媒体网络课堂的课程管理中的资源上传、 下载教学资源， 以达到教师与教师、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与学习者多方位资源共享的目的。再比如，通过新媒体概论的论坛或博客，学习者可以在线提问，教师可以在线答疑，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突破空间的阻隔进行实时的同步交流，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时间进行异步交流。

　　（四）教学条件建设

　　1.教材的使用与建设。本课程早期采用中科院新媒体研究专家闵大洪研究员编写的《数字媒体概要》作为教材，该教材在编写中强调学理性、实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统一。但是，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该教材部分内容难免过时。目前，该课程使用本课程主持人周海英教授著《数字新媒体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为课程的主教材，并选用了如下书籍作为参考教材（见表2）：

　　2.课程相关资料建设。课程组成员密切跟踪，及时购买与本课程相关的国内外最新出版的图书、资料，并向学生推荐阅读。比如《网络社会的崛起》（纽曼尔卡斯特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网众传播—— 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何威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微博—— 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新媒体概论》（宫承波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研究新媒体的著作。本课程组还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目前已有国内外新媒体传播类图书约100多种，与本学科相关期刊论文数百篇，光盘数据库文献资料也非常丰富。

　　课程团队积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和吸收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教会学生熟练使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硕博士论文库、传媒学术网、传播学论坛、中华传媒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等，增强了学生自主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

　　3.网络教学环境建设。教学改革重点之一是学习环境的改革。当前，课程学习环境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环境的建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程团队在惠州学院的网络教学平台上搭建了《新媒体概论》的课程网站。在课程网站中，根据《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定位、教学内容，建设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师资队伍、教学日志、电子教材、教学课件、练习与习题、参考资料目录和教学录像等基本资源，并且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及时的更新。在基本资源的建设中力求涵盖新媒体相应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系统介绍《新媒体概论》的相关知识，既实用又易用，能共享，为《新媒体概论》的教与学提供平台。

　　除了建设《新媒体概论》课程的基本资源之外，还建立了课程的立体化拓展资源。拓展资源包括：图书资源库、多媒体素材库、视频讲座库、案例库等。在多媒体素材库中收集了中华传媒网、人民网传媒频道、新浪传媒、紫金网、中国新闻学评论等传媒学术网和传媒体资讯网，每一个条目设有网站名称、网站截图、网站链接、网站介绍。学习者可以通过这些网站了解传媒体资讯、学术动态以及前沿的学术观点，丰富自己的传媒知识。视频讲座库收集了新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共20场，便于学习者领略传媒领域专家学者的风采，了解传媒热点话题。图书资源库收集了40多本传媒书籍，每一条目设有书名、网络购书链接、内容简介、内容目录、作者介绍等关键信息，为学习者拓展知识面提供参考。

　　三、课程建设成效

　　从2008年以来，惠州学院在广播电视学专业开设了《新媒体概论》课程。经过五年的探索，课程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明确了课程定位，完善了教学体系，改进了教学方法，改善了学习环境，培养了一支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2012年5月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系列专题研讨会上，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获同行专家、学校、学习者、社会等方面的高度赞誉，提交的教学改革论文《新媒体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2012年《新媒体概论》被评为院级重点课程，2013年被评为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被学院推荐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学机构、教学团队、学习者坚持不懈、共同努力，才能造就真正的优秀学习者以及惠及相关的教师和社会人士，从而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 参 考 文 献 ]

　　[1]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 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Z].教高[2003]1号.

　　[2] 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Z].教高[2012]2号 .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新闻学概论论文范文9

　　对于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大多数都是死记硬背，这样就容易造成一个困扰，不少学生能背诵出很多新闻概念，能准确地将新闻名词与概念内容结合，可是在真正运用的环节中，却对不上号导致抓不住重点，直接影响到动手能力。通过案例进行本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述“新闻报道策划”这一章节，对于“新闻策划”这一概念可以通过门户网站，如“新浪网”和中央电视台“神舟八号”飞船的报道来讲述，说明新闻报道策划能给新闻报道增添色彩，有图片有视频资料的引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引申出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知识。又如，在新闻传播领域每年都会出现的假新闻系列，这些都是记者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策划新闻”，可以从众多的案例中分析其概念以及坏处等等，将“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区别开来。通过案例的导入，能使学生深刻地记住基本概念，同时也能使课堂活跃气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教师为主导，但学生是主体，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思维扩展，使学生在领会了概念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

　　二、巩固知识的案例讨论

　　在本课程的教学当中，每一章节的知识讲述完毕之后都可以用案例讨论的形式来进行巩固。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佛莱雷曾指出“：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教育。”［2］课堂的讨论能进一步深化知识的理解，从而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的真正提高。为了加深学生的知识巩固，教师组织学生对于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如在“记者修养”这一章节讲述完后，我们可以讨论相关案例，如对于公众人物的采访报道中，记者作为采访者应该是秉承新闻传播的报道原则进行常规报道，还是窥探其隐私挖掘八卦博取受众眼球呢？诸如此类的案例分析及探讨，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判断是非也要论证自己的观点，更要接受来自于其他人的质疑和反驳，进而能在师生之间的讨论中得出结论，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同的意见适时恰当地进行评析，加深学生对章节知识的认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教学中的案例模仿